方阿姨今年 68 岁，退休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做行政，从不吸烟，家人也都不吸烟。
13 年前 (2004 年)，她在体检时做 CT，无意中“看到”了肺里的肿块。进一步检查后，医生的“宣判”仿佛五雷轰顶：右肺中叶的肿瘤已经长得像大枣（3*4 厘米）。
方阿姨接受了肺叶切除和淋巴结清扫手术，术中取病理判定为 Ⅱb 期、低至中分化腺癌。手术后化疗四个周期（长春瑞滨+顺铂）。
2007 年，她感到右腿痛、活动不便，赶紧去医院做了强化 CT 和磁共振检查，结果提示肺癌转移到了右腿股骨颈，这时肺里并没有发现病灶。
按照医生的建议，方阿姨又做了两个周期化疗，腿痛却没什么好转；又尝试局部放疗，腿痛好了点儿,活动还是不灵便，并且夜里总觉得右腿不舒服,医生考虑可能是放疗损伤了局部的肌肉和神经。
放化疗效果都不好，方阿姨一家陷入绝望。
这时候 (2008 年 4 月)，医生提议：既然放化疗都失败了，不妨试试一个叫“吉非替尼”的新药。这种药不同于传统的化疗药，它能抑制肺癌发病的一种“驱动基因”——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基因，像打靶一般“精准打击”肿瘤，而对正常细胞的影响很小，所以叫 “靶向药”，3 年前刚在我国上市。
将信将疑地，方阿姨开始吃这种药，每天一次、一片药，倒是比化疗和放疗都简便很多。虽然价格很贵，但在服药半年后，她就幸运地得到了慈善赠药的机会。
用药后，她的骨痛明显减轻，原本需要拄拐走路，也渐渐摆脱了拐杖，行走自如。10 年来，除了一直吃吉非替尼,她没用任何抗肿瘤治疗，目前状态不错，日常生活都能自理，还经常去逛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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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之一：我也能“盲试”靶向药吗？
从 2015 年我国上市的第一个 EGFR-TKI（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物吉非替尼，到刚上市的奥希替尼，目前我国至少有 5 种治疗肺癌的 EGFR 抑制剂，包括一代的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二代的阿法替尼，三代的奥希替尼。
专业界的共识是，在吃这类药之前，要先查有没有 EGFR 基因突变。这是因为，只有携带敏感基因突变的肿瘤，才会被靶向药杀灭；如果肿瘤不携带突变（又称为“野生型肿瘤”），靶向药就成了“无的放矢”，是不会有效的。这一研究成果最早是我国肺癌领域专家、香港中文大学莫树锦教授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吴一龙教授团队发现并报道的 (IPASS 研究) ，随后获得了国内外很多研究的验证。
这个基因检测怎么做呢？其实很简单，通常在确诊肺癌时，要取一块肿瘤组织做“活检”，也就是病理检查，这块组织就可以用来做基因检测，通过特定技术寻找是否携带EGFR 和其他敏感基因突变。如果结果为“阳性”，也就是带有敏感突变，就可以首选靶向治疗，疗效比化疗好，副作用也小。
除了 EGFR 之外，一份基因检测报告还会描述很多其他基因有没有突变。但并不是所有基因突变都可以用靶向药，比如 KRAS 突变，目前就无药可用。即使是 EGFR 基因，也不是所有突变都有对应的靶向药，目前药物是针对外显子 19 和 21 的突变（最常见）， 但如果发生了外显子 20 的插入突变，当下还没有合适的药物。
这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有些锁现在还没找到对应的钥匙。所以拿到基因检测报告后，需要向专业医师咨询具体的用药建议。
今天，仍有不少患者因为缺乏肿瘤组织标本、或者担心检测费用，而提出“我能不能不做基因检测，‘盲试’一把？”答案是：这种做法不可取。因为在基因状态不明的情况下，“盲试”靶向药的成功概率很低。很可能花钱受罪又耽误治疗。
在肺癌患者整体中，有 EGFR 突变的约占 30%，前面提到的 IPASS 研究发现了一个所谓“优势人群”，是指亚洲、女性、不吸烟的腺癌患者。这个人群的 EGFR 突变率很高，可达 60%，方阿姨就恰好属于这个人群。但即便是“优势人群”，专业界仍然不建议“盲试”靶向治疗。而对于广大的男性烟民肺癌患者，更不要侥幸“盲试”，遵医嘱去做化疗可能更有把握。
另外，近几年有个很“热”的概念，就是“液体活检”，意思是不用肿瘤组织、而用液体标本去做基因检测，包括血液、胸腔积液、心包积液，甚至唾液、尿液等。事实上，由于现有检测技术的局限，液体活检的敏感性不足，使用肿瘤组织检测仍是专业界认可的“金标准”。目前国际上认为，只有当无法获取肿瘤标本的时候，血液、胸腔积液、心包积液才能用于 EGFR 基因检测。
还有很多人的基因检测是阴性结果，他们有必要试试靶向药吗？答案是：不推荐。前面讲过，国内外很多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只有EGFR敏感突变的患者，接受靶向治疗才能获益；没有突变的患者，有效率不足10%，疗效低于化疗，所以不推荐。
“不寻常”之二：吉非替尼连吃10年还有效，我能这么幸运吗？
靶向治疗虽然好，但最大的问题是耐药，特别是一代靶向药，一般吃一段时间（平均 9~13 个月）后，原病灶扩大了，或出现了新的转移灶，这往往意味着肿瘤耐药、靶向药物失效了。像方阿姨这样连吃十年仍有效的，可谓凤毛麟角。那么，这种情况发生在方阿姨身上，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这个问题，专业界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吴一龙教授团队研究发现，突变基因的“丰度”—— 也就是携带突变的肿瘤细胞占全部肿瘤细胞的比例——对靶向药疗效时间长短有重要影响。我国另一位肺癌领域专家、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张力教授也发现，混杂其他基因突变可能影响疗效时间长短。
除了药物本身，患者本人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科学细致的家庭照料等，都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免疫功能，使我们在跟肿瘤的对垒中占得上风。
没这么幸运，我该怎么办？
像方阿姨这样的“幸运儿”是极少的，多数吃一代靶向药的患者，在几个月到一两年之后，就出现了耐药，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肿瘤耐药的原因，目前还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些机制已经被发现。比如有的肿瘤细胞会出现新的基因突变，逃避靶向药的打击。这就好比肿瘤生长需要一个“发动机”（驱动基因），靶向药能让这个发动机“熄火”，但狡猾的肿瘤又迅速找到新的“发动机”，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探明这个新的发动机是谁，然后设计新的靶向药消灭它。
EGFR 基因 T790M 突变就是这样一个新的“发动机”，一代靶向药大约 50% 的耐药是由它引起的，而刚刚在我国上市的三代靶向药奥希替尼，就是专门“熄灭” T790M “发动机”的利器。
因此，耐药并不可怕，一旦发生，医生通常会建议再次取活检、做基因分析，针对新出现的突变信息，选择新的靶向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针对常见的几种变异，如 T790M、C-MET 基因扩增、EGFR 基因扩增等，国内外已经有针对性的药物上市。还有些基因变异虽然还没有新药上市，但有些已经在临床试验阶段，医生也会推荐合适的患者去尝试。
有的患者在吃靶向药出现耐药后，再次基因检测没找到新的“发动机”，也就没法用靶向药了。这意味着“无药可治”了吗？不是的！其实，只要体质允许，经典的化疗仍然是一种选择。并且有临床研究表明，那些既曾接受靶向治疗、又曾接受化疗的患者，实际存活时间最长，比只用过两者之一的患者都更长，这似乎是对不屈不挠的肿瘤斗士们的一种奖赏。
吴一龙教授的团队曾研究描述了靶向治疗耐药后的三种情况，以及医生相应的对策。
局部进展：
大部分病灶保持稳定，只有少数病灶进展。此时可以继续吃原有靶向药，对进展部位做局部治疗，比如微创手术、放疗、射频消融等。
缓慢进展：
病灶逐渐增大，但速度非常慢，有时候半年里只增大几个毫米，也没导致什么症状，此时医生一般会“以静制动”，推荐继续服用原来的药物，同时密切监测病情，而不急着加量或更换方案。
爆发进展：
肿瘤全面进展，生长速度很快，也引发了明显不适。这种情况下，一般就得换药了。如果没有合适的靶向药，医生会考虑能否化疗。
总之，得了肺癌，如同打响了我们跟肿瘤的一场正面战役，战场局势经常变化，有时候我们赢得主动，有时候它占了上风。随着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我们的武器越来越精良，越来越不容它轻易取胜。在这场艰苦的持久战中，相信科学、信赖医生，百折不挠、抗争到底，生命之花伤而不谢，将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
免责声明：
肿瘤的病情和治疗方案极为复杂，治疗要充分考虑个体化差异，该病例并不能代表“相似患者”的治疗决策。关于您具体的治疗方案，请听取主管医生的专业意见。